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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處掛鳥籠的城市

媒體:原創  作者:佚名
專業號:宇翔

2008/5/27 20:54:30 發布

Paul Mooney 慕尼仁(美國)//美國人,家在紐約,在中國大陸工作了12年,自由撰稿人,給國外各種媒體提供稿件

我理解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鄉村木屋中渡假,但我絕對不想長期住在那里.

當七十年代初我在美國的大學里做中國研究時,學生們都在傳看著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翻譯了眾多中、日經典著作的著名英國學者阿瑟·威利的故事。據故事所述,威利是從第一代旅歐中國學生那里學習的中文,但卻從未去過中國。一天他終于決定跳上船前往上海。但到港后,他卻拒絕下船,因為他發現這座城市根本不是譯著《紅樓夢》里所說的那個樣子。

后來我發現這完全是臆造出來的。威利從未去過中國,但原因卻和傳說的如出一轍。翻譯了這么多精彩的著作,他不想讓眼前的現實摧毀瑰麗的想象。

我經常在想威利的緘默。我最初對中國感興趣是在40年前。那是1968年,我剛滿18歲,正在駐越美軍中服役。我對越南的歷史越來越著迷,這又讓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國及其宏偉、古老的都城。但時值文化大革命和冷戰,美國人是無法訪問中國的。

當時,我對北京有兩個印象。一個是兒童故事書中龐大的帝國軍隊和紫禁城,另一個則是令人熱血沸騰的紅色經典中天安門廣場上擠滿了不斷揮手的紅衛兵,還有滿臉笑容的工廠工人和收獲超人產量的農民。

我一直沒有機會來到北京,直到1984年,我才和妻子、小女兒一起來到了北京。當時北京只有少數幾個像樣的賓館,但價格都太貴,所以我們只能住在小一點的光華賓館。我們只花了100元就得到了一個帶空調和彩色電視的房間。但我們卻不得不共用走廊里的公共衛生間。當我看到一個美國背包客在水池里用奶粉洗衣服時,我大吃了一驚。他不認識袋子上的中國字,所以誤把奶粉當成了洗衣粉。

這是我們入住賓館所在馬路被拓寬成三環路之前,自行車在馬路上占絕對多數時的情況。城里的出租車本就不多,想打到一輛就更難了,因為出租車總停在賓館附近。在8月的一個炎炎夏日,我們游覽了所有歷史古跡。在參觀紫禁城時,人們呼拉一下圍了上來,圍著我們只有四歲的混血小女兒(我妻子是來自印尼的中國人),當時圍觀的人有100多個而且聚集的人也越來越多。那個時候,單獨旅行的外國人并不多,而且許多中國人以前也沒有親眼見過外國小孩。

我們很想品嘗一下北京名吃烤鴨,于是走進了前門的一家烤鴨店,但店里已經客滿了。我們和大家一樣一邊坐在桌邊等候,一邊饑腸轆轆地盯著其他客人,希望讓他們感到難堪,快點吃完走人。但他們似乎不為所動,依然在我們嫉妒的目光里慢條斯理地吃著。當我們終于盼來一張桌子時,女服務員卻告訴我們,午餐時間已過,請我們晚餐時再來。我們幾乎都要哭了,只好跌跌撞撞來到路過的另一家飯店,但是那里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賣完了。

幾天之后,我們終于如愿以償地吃上了北京烤鴨。我們沒有到樓上為外賓和貴賓預留的空調包間,寧可和大家一起在樓下用餐。我們和一群卡車司機共用一張桌子,他們是從其他省份跑長途剛剛到北京的,他們的皮膚讓太陽曬得黝黑發亮,而且吃相極其不雅。當我們饞美國食品時,我們就跑到北京第一家合資飯店——剛開張的建國飯店去吃那些價格不菲的漢堡,或者坐在友誼商店的涼亭里來一杯速溶咖啡或者冰激淋。

我遺憾,因為我無法回到清朝,去看看老舍筆下的北京,體驗一下那些駱駝繞著古老的城墻漫步的歲月和解放后大躍進的日子,但讓我高興的是,至少我能在它脫胎換骨之前看到一點舊北京的風貌。

1994年,我在北京找了份記者工作,并與妻子和兩個女兒一起搬到了這里。今天我們可以到各式各樣明亮的飯店里用餐——北京現在什么都能吃到——而且總能有座位。豆腐供應充足,大白菜也不再堆放在街角或屋頂,而且我們也無需在夏天狂吃茄子了,因為一年四季都可以買到茄子。不斷有開著空調的酒吧和咖啡屋開張或關門,賓館數量眾多、價格合理。我們常常都在想路上要是沒有這么多車該有多好啊,當然除了趕上交通高峰,外面又下著雨,找不到出租回家的時候。

我認為本地人很難認識到周圍事物的價值。我在紐約長大,但直到年近三十時,我才頭一次參觀了紐約著名的旅游景點。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歷史,特別是建筑和文化都有了新的認識。

這也是我和妻子看到北京的文化古跡得到保護,老字號繼續延續傳統經營方法后如此興奮的原因之一。我們為北京幾年前在南河沿大街修葺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而感到高興,而且也常常帶著客人陶醉在長達3公里的公園美景之中。古城墻令人百看不厭,而我總對古城墻舊貌充滿遐想。崇文門東大街的城墻重建工程加大了綠化面積,同時也增加了北京這座城市的吸引力。

我曾拜讀過梁思成先生有關保護城墻和墻內北京老城區,在城墻外興建現代化新北京的總體規劃。想象一下,這是多么宏偉的規劃啊?在世紀之交來到北京的游客會說,沒有一座像北京這樣擁有如此令人難忘的城墻的城市。當我經過古城門所在位置時,我不禁想到如果老城墻依然巍然屹立,如果那里不僅僅只是幾條所謂門內或門外的大街,那么今天的北京該是怎樣的啊。

南新倉,舊時的谷倉,近日又重新開放,游人們有機會進入古建筑親眼看看它的內部構造。其中一處已經被改建為音像店,但文物保護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幸的是,其它建筑物保存得就沒有這么完好了,復雜的結構令人難以眼花繚亂,白色的大理石甬道與古建筑的灰色墻磚格格不入。我們多希望這些新建筑也能仿造古代谷倉來修建,而且也無法理解為什么一座建筑物看起來像巴黎古城外的房屋,而另一座卻擁有巨大的玻璃幕墻外觀。真搞不明白,設計師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南鑼鼓巷因為一排排的餐館、咖啡屋、酒吧和位于特色建筑中的流行服飾店而重新煥發生機。而有趣的是,這里正好處于老北京的中心地帶。我曾去過那里幾次,而且意興盎然地看著居民們在夏夜里扇著扇子納涼、在路邊玩著麻將或象棋,或者僅僅只是和鄰居們拉拉家常。

來到北京的外國人還可以到新開張的庭院式餐廳一飽口福,那里不僅裝潢別具一格,而且還能在炎炎夏日里遠離現代城市的喧囂在露天用餐。

同時,我們也為近幾年來出現的一些變化感到悲哀。

胡同的保護是外國人最關注的問題,在他們沾沾自喜地談論著這些韻味十足的古老弄堂被破壞的同時,這樣的事情讓我的耳朵都磨出了老繭,甚至一提到胡同這個詞我就會由衷的感到悲哀和尷尬。

而且讓我悲從中來的是,曾經如田園詩般的后海一帶已經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到處都是廉價的酒吧和餐館,汽車在狹窄的胡同里穿梭,三輪車夫、小商販和按摩女比比皆是。唯有北京的湖泊讓我情有獨鐘,流連忘返,這也是讓我假裝身處北京老城的一種方法。

冬天我常帶著女兒去湖上滑冰。湖邊樹叢上明亮的圣誕彩燈給人一種節日的氣氛,宏偉的鐘樓屹立在遠方,讓人回想起這座古城的往昔歲月。盡管坐在冰冷的木板上凍得哆哆嗦嗦的,我還是要撐著木板跳上冰面,推著女兒的冰車四處嬉戲。然后再吃兩個甜麥圈,來杯熱朱古力,躲到有暖氣的地方暖暖身子,而且樂此不疲。等到夏天,我們就泛舟湖上,停在北京老字號烤肉季旁的湖岸邊,來上幾盤羊肉串。一邊沿著湖的北岸游覽,一邊聽著船上琵琶女的彈唱。

幾年前,在12月的一個寒冷的冬日傍晚,我帶著幾個美國高中生去湖邊。我不知道該如何從二環路到那里,但我知道大概的方向。于是我們鉆進了遇到的第一條小路,沿著蜿蜒曲折的路走了好久。正在我擔心是不是迷路了的時候,一拐彎我們一眼就看到了絕美的湖景,一輪滿月照耀著冰雪皚皚的湖面。所有人不約而同地發出驚嘆,那場景讓人永生難忘,難以用語言來形容。

我們沿著湖來到了孔乙己酒樓,迎接我們的是魯迅先生的白色塑像。我們大吃了一頓,這一晚學生們興奮不已,在酒樓融融暖意中暢快地交談著。餐后我們沿著湖岸曲道經過銀錠橋來到無名吧,那時這里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酒吧。我們擁坐炭火爐前,一邊暖暖和和地喝著咖啡和熱朱古力,一邊欣賞著空無一人的湖面美景。現在湖面上的游船太多了,就像高峰時段的三環路,或者說像長江的船閘,銀錠橋下窄窄的水道里擠滿了游船,等著穿過狹窄的河道。從此我就不再帶著客人到后海一帶來玩了,生怕那些改造讓我感到尷尬。

但我仍然渴望看到帶著幾分優雅的北京老城。我曾讀到過一個有關解放前的兩位老北京在街上等公共汽車的故事。兩位老先生謙和有禮地站在人行道上彼此謙讓著,“不不不,您先請”,完全不知車已經開走了。而今你很有可能會裹在搶著上車的人群里被擠上車。

我從不放過到首都劇場去看老舍的“茶館”的機會。我還記得老舍的女兒舒濟曾說過,當她還是個小姑娘時,父親會帶著她在溫暖的夏夜,徒步去首都劇場看戲。雖然這出戲講的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但看著精湛的演出和漂亮的舞臺布景,我都會沉醉其中,只有時不時響起的手機聲,或者走到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我才會突然被拉回到現實中來。

幾個月前,我去天橋樂茶園聽郭德綱的相聲。當時只有站票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一個二層包廂的座位。向下望去,人們吃著桌上的瓜子和干果,喝著茶,在被許多人譽為相聲救星的郭德綱的包袱笑料中笑聲不斷。在這幾個小時里,我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老北京。

一次當我聽說人們要拆除迪化大街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老房子,正為此發牢騷時,一位臺北友人緊緊拉著我的手說,“你們外國人總想讓我們生活在過去,”她說,“但我們想住上你們美國人那樣的現代化房屋。”她的話深深刺痛了我的心,因為事實也的確如此。

這讓我想起了幾年前住在北京工體北路的亞洲賓館時的情景。我在那里住了兩年時間,流連于那里的窄街小巷,而今那里已經變成了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直到一天清晨,我從睡夢中醒來,看到人們穿著睡衣出門去公共廁所,我才意識到這些燃煤取暖的房子里根本就沒有衛生間。這不禁大大沖淡了我對胡同生活的浪漫向往。

日本著名小說家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贊》中談到了他對日本美學傳統和傳統建筑物的熱愛。在這本書中,他極力贊美了與電燈相比的燭火之美。于是他的妻子讓一位建筑師為他建造了一個新家。設計師驕傲地告訴谷崎先生,他曾拜讀過這部作品,完全明白應如何建造這座房屋。而谷崎則立即打斷他說道,“噢,千萬不要,我永遠不想住在這樣一幢房子里。”

我理解現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就像我不介意在林肯式的鄉村木屋中渡假,但我絕對不想長期住在那里。
然而,雖然北京人不應被迫活在過去,但他們也不能以犧牲文化遺產為代價實現現代化。設法讓過去與現代保持一種完美平衡,這樣的例子在北京比比皆是。

如今,我們經常會看到,攝影師滿城尋找老胡同和村舍,想在它們消失之前用照片永遠保留下它們的麗影。我還聽說過有人專門在錄制幾近消失的小販吆喝聲。雖然這些事情都很崇高,但讓我悲哀的是,以后我們的兒孫就只能從博物館、錄音帶和攝影作品中了解北京的文化遺產了。

在一篇題為《無墻之城(city without walls)》講述北京變化的小品文中,作者查建英寫到了一位擅寫懷舊美文的故友對北京的印象。“現代化的北京,”她引述他的原話,“已經變成了一個沒地方掛鳥籠的城市。”

要理解他的話,查女士稱,你必須知道老北京的場景:“……彬彬有禮的老先生在安靜的公園里、歡樂的茶館中,或者自家的后院里隨手把裝著鳥兒的竹籠掛到枝頭。這是有關休閑和某種文化的經典印象。鳥籠就是一種標志,鳥籠的消失就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一套價值觀念的消失。”

我歡迎北京在過去20年中出現的積極變化。然而,同時我也希望北京不要變成一個無處掛鳥籠的城市。一旦它們消失,北京城最令人魂牽夢繞的一部分也會隨之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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